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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丨周如福:那时候,乡下人的衣食住行

周如福 新三届 2022-05-22

作者简历
周如福


周如福,1949年出生。1969年毕业于江苏射阳中学高中部,赴射阳县兴桥公社日新大队插队劳动。曾担任民办教师、公社报道员。返城后长期在新闻宣传部门工作。2009年退休后定居南京。


原题

插队琐记




作者:周如福


 
岁月悠悠,往事如烟,不绝如缕。上世纪60年代末,我作为城镇知青到苏北盐城农村插队,后又在农村成家,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六年,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举家迁往县城。50年过去了,现在回想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,酸甜苦辣,记忆犹新。心事浩茫连广宇,衣食住行最靠谱。就聊聊这些往事吧 。


人是衣服马是鞍,这句俗话拿现代流行语来说,就是包装。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,一个人浑身上下衣服不打补丁,是极难见到的,更不用说穿鲜艳色彩的衣服了。难得做上一件新衣,就搁在箱底,等到接待来客,出门做客,或者赶集开会等场合,才拿出来穿着风光一下。真正是新一年,旧二年,补补纳纳又一年。

平时那些大姑娘、小媳妇都是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补丁衣服,但到大队集体开会,那就热闹了。放在箱底的衣服总算有了出头之日,一个个穿的外衣崭新,头发抹得油光水滑,脸上用雪花膏搽得白白的粉兜兜的,多远就闻到香味。

千把人的会场上,妇女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尽管当时衣料色彩单调,但仍然像是开时装展示会。妇女们就如开屏的孔雀,尽情展示她们的风采。与动物界相反的是,男人穿着都是灰不溜秋的,除了个别正找对象的小伙子,即使开会也穿的极其平常。

那个年代还有一道风景,就是用日本化肥袋子做的裤子,往往只是干部们才能享受到这种特权。生产队买化肥时,供销社必须扣下包装袋押金,每只五毛钱。化肥用过后,包装袋往往被干部买去,染成黑色、蓝色或咖啡色做成裤子,穿上身似乎很飘逸,但是包装袋上的字还隐约可见。所以当时流传一段顺口溜:“干部干部,五毛钱一条裤,前面是‘日本’,后面是‘尿素’。”


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里,有不少人家连一件可以穿着出客的新衣服都没有,那么就得临时跟人家借,甚至也有结婚时借衣服的。我们知青尽管穿着不算“高档”,但是也曾“光荣”地被人家借过几次。我的一件维尼龙裤子和一双塑料凉鞋,就曾“风光”过一回。

我们知青组的组长老唐命运多舛,幼年丧父,读书时连上几个中专校,因为形势多变被“砍”,下乡时已经三十岁了。这在农村绝对是个大龄未婚男了。因此下乡不久,当地农民就给他张罗找对象。正巧临队有个大龄姑娘,因为母亲过世早,她作为老大,担起了操持家务的重任,把几个弟妹带大,就把婚事耽搁了。1969年春,媒人去说媒时,姑娘却说,我是共产党员,这不“九大”就要开幕了,这事到“九大”以后再说吧。

我们几个知青一分析,她又不是“九大”代表,开会还妨碍她谈对象吗?这显然是托辞,看来是不想谈。老唐也就淡去了这份心思。不久,他的一个老同学要将远房表妹介绍给他,约他去相亲。这个姑娘比老唐小五六岁,在农村也属老姑娘了,家住邻镇,离我们村有五六十里地。老唐直挠头,没有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。正在此时,我家给我寄来一件新维尼龙裤子。老唐喜出望外,连忙相求借他一用。

君子成人之美,我也没有为难他,看着刚到手的新裤子穿在老唐身上,随他喜气洋洋地相亲去了。裤子还给我时,我竟发现上面剐了个洞。老唐不好意思地解释,路上避让汽车,被路边的洋槐树枝剐了,实在对不起。我心里不痛快,这可是我一次未穿过的新裤子呀!几天后,老唐的老同学回话,亲事成了。当年冬天,老唐就在当地成了家。

1969年初秋,生产队的耕牛饲养员元美红着脸说要跟我商量件事。元美在家排行第五,他爹妈一连生了五个儿子,一心盼个闺女,故给他起了个女儿名。这元美人样子长得还不错,只是嘴歪。听人讲,他小时候顽皮,一次在屋外墙角睡着了,被邪风吹歪了嘴(现在叫面神经麻痹),因此老大不小地总是说不上媳妇。

他老爹急了,决定花上一笔丰厚的聘礼为他说门亲。亲事很快谈成了,媳妇是邻村的,叫大秀。据见过的人说,这个闺女大脸盘,大眼睛,大屁股,身体壮实,符合当时农村“选美”的标准。到了“下小订”(订婚)的日子,元美得打扮一新到岳父家送聘礼(也叫上门)。

那么,就要准备一套“行头”了。全村的人都被他思量过了,他知道我有一双半新不旧的塑料凉鞋,便登门相求了。其他知青很认真地同他拗了个条件:人家凉鞋借给你相亲,你娶了媳妇得把人家想在心上。顿时,元美的脸臊得像块红布,嘴里只是嘿嘿,不知是答应还是不答应。第二天晚上,元美送还凉鞋,还带来了十几块水果糖、一包玫瑰牌香烟,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
现时人们说到“食”,都叫“美食”,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可我们插队那当儿,对食的最高要求,第一能吃饱,第二能吃上米饭,这就是天堂日子,至于下饭的菜是不讲究的。一般人家也只是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顿肉,且肉少菜多。平时来了亲戚,桌上有个豆腐,就可应付过去了。晌午时分,那家有人挎着淘箩,里面装着斤把黄豆,急匆匆地朝豆腐坊跑,十有八九是来了亲戚。
      
插队初期,我们也曾度过一阵“神仙”般的日子。当时规定,插队的起初半年,每月供应45斤大米,半斤食油,另外还有几块钱的补助费,生产队还给补助一些杂粮。我们除早晚吃稀饭外,中午饭正常是一人一斤米饭,这让当地的农民羡慕不已。

当地是棉区,不长水稻,粮食作物以大麦玉米为主,平时吃不上米饭。房东老张家最小的孩子叫小庚的,看到米饭眼就直了,于是常成为我们的座上客。我们还发明了一道上“档次”的菜叫蒜酱炖豆腐。花一毛四分钱买上一斤豆腐,再掐上一把青蒜叶,挖上大麦做的黑酱,放上油一锅儿炖,香喷喷的叫人吃了不想家。 

半年的好日子很快过完了,我们一下子跌进全杂粮阶段,豆腐也很少上桌了,有时无油无菜,过着吃杂粮、蘸盐水的日子。偶尔改善一下伙食,也只是逢年过节,这时候生产队就会杀猪分肉。

我们生产队杀猪,一般在清明、端午、鬼节(农历七月十五)、中秋、冬至、春节,另外收种季节也会杀猪分肉,让大伙改善一下伙食,肉量一般为每人三两到半斤。小孩子盼过年过节,也就是盼能开个荤,“油”一下肠子。

不过,每次杀猪分肉,队长就头疼,问题在于家家争着要肥膘肉。一旦那家分的肉太瘦,常常要骂骂咧咧:小刀手瞎了眼,怎么尽剁些狗肉(指肉太瘦)?猪头也是争夺的对象,一个猪头有十几斤,价钱只有肉钱的一半,很划算。

为了显示公平,分肉按照分粮的花名册进行,这次从头到尾,下次从尾到头,再下次从中间开始。

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住房仍然是农民最大的投资。一辈子流血流汗,为的就是有个家。有了房子,才好娶妻生子。等儿子大了,又得为儿子操心,砌新房,娶儿媳。那时农村有句俗话,叫“与人不足,劝人砌屋。”什么意思呢?农家砌屋很不容易,几乎没有一家不因砌屋拉下一屁股债的。你如果要使你的仇家没有好日子过,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劝他砌屋,使其债务缠身、债主围门、不得安宁。

我们是1969年春节后插队的,起初住在农民家里。麦收时移住到新砌的队房里,秋收时上面才拨下架梁、毛竹、芦苇等建筑材料,但砖头一时还拨不下来。生产队要腾房囤粮,就找了几百块砖垫墙脚,用泥垡给我们垒起了三间柴屋。起初,外墙用黄泥拌和麦壳给抹了一层防雨,第二年用小麦秸秆编成帘子用泥披在外墙上,这样可以预防夏秋季的大雨。

1975年我结了婚。爱人是民办教师,我在公社报道组工作。这年秋天,知青组最后一个同伴就要回城的当口,我设法把爱人调到我插队的这个村的学校,随之将家搬到了知青屋。寒窑虽破,毕竟有个安身之处了。

第二年春天,自己花钱将老屋简单地整修了一下。然而老屋毕竟老了,本身简陋的它经不起风吹雨打了。一年夏天的一个夜里,风雨大作,突然“咣啷”一声,一扇窗户脱落下来,风雨从墙洞呼啸而入。当晚我不在家,我爱人吓坏了,赶紧将两个孩子按在床下,又冒雨跑到屋外用大柴箔挡在破窗洞上,用木棍抵牢,才避免了墙倒屋塌之灾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终于下定决心砌屋。那时我俩工资加起来不过五十四元,砌房谈何容易?于是,我们养猪养鸡,攒了一点钱就买回一点材料,燕子衔泥似的攒了三年,才算把建房材料筹办好。

农村砌屋,可以包工,即全部用工由建筑工头负责,主人家只是上下午各供应一顿茶点,叫作“接晌”。也可做日工,工头只带大工(有技术的师傅)来,按人头算工钱,主人家得供给一日三餐和两顿“接晌”,还得自己请小工即做下手活的。

农村砌屋做日工的多,可能是觉得不好好招待大师傅说不过去,而且自己请小工还可省一笔工钱。但是请小工是有来有往的,王二砌屋请了张三李四来做小工,到了张三李四砌屋或有其他事情,王二得去他们家帮工,这叫还情,所以做小工也叫“打请工”。

按理说,像我家这样的人家请工是最难的,因为两人都工作,力气又单,人家也不请你打工,也就是说人家不欠你的人情债。所以,我的邻居替我担心,怕我请不到小工。但我还有点自信,我在这里人缘不错,平时那家缺钱常到我家借;我那时已到县广播站工作,谁家要修个喇叭,买点种子、化肥什么的,我都会乐意去办。

房子动工后,我请已退位的老队长做总管,每天筹划安排多少小工,由我一一上门去请。事情极顺利,不但请的到了,未请的也主动来了,以致我无法安排,只好动员他们回去。农村砌屋请工,一般是今天请这几个,明天请那几个,防止对一家请得太多,影响家里的农活,可我家请的小工竟有几个从头干到底的。为了感谢乡亲们的帮忙,房子落成后,凡是帮工的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全村的老人,都被我请来吃了完工酒。村里人说,这房子砌得风光!

一家人住进了新屋,心里别提多爽了。当年夏天,在西安一所大学教书的二哥回来看望老母亲,对我家的新屋赞叹不已,因为他们的住房比这小多了。春节时,我的小女儿用绳子绑了两块砖,用木棍挑着在屋里转悠,叫着“卖砖头吆——”我老母亲笑道,这房子住不长了!

果然时隔不久,上面有了政策,我的爱人和小孩的户口可以随我进城,于是又要卖房。新房砌好还没住出个暖气来,一家人总觉得有点缺憾。这年春节,我在家大门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:“ 十年艰辛铸新屋,有苦有乐;一朝乔迁辞故居,难舍难离。”


说到行,生产队集体只有两样工具:一条载重量约两三吨的木船,一辆笨重的牛车。社员群众只有少数人家有自行车,外出多为步行。
      
队里的木船主要用来运输农用物资。队里有一块离庄田,在八里外的东荒滩,平时运肥主要靠船。在庄子上,我们将粪一担担挑上船,然后运到离庄田旁的小河边,再一担担挑到田里。船只需两个人弄,其余的人,每人再挑一担粪一直挑到离庄田上。一担粪,人工挑八里地,现在说来不可思议,但当时就是如此。

我那时的肩力和腿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起初途中要歇四五次,时间长了,竟能一气挑到离庄田中途不休息。1970年,我们大队的知青工作被树为全县的典型。县里在这里召开现场会,我挑粪的一张照片还参加了展览。可惜那时没有收藏。
      
牛车,我们这里叫作大驮(读TUO`),形似内蒙古草原的勒勒车。大驮几乎是用纯木做成的:两只车轮用厚厚的木板拼成,直径在四尺左右;车架用原木制成,原木间留有七八寸宽的空隙。它的载重量很大,整个形态可用“苯”和“大”二字概括。过去这里的人们以烧盐为生,大驮就是运盐的主要工具,由当地的海仔牛拖动。上世纪60年代后期已很难见到大驮了,想不到我们插队时它还在这里发挥“余热”。

1970年秋天,队里组织人马到海边采盐蒿籽回来养猪,于是大驮被拉到了海边,担任运输盐蒿的任务。农历十月,海潮一般不会漫上滩头。谁知那一阵接连下了几天雨,东北风一个劲地猛吹,浑浊的黄海卷起重重大浪,一下子漫上了滩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困在住宿的一个小土墩子上。风雨交加,海潮汹涌,四野茫茫,土墩成了一个孤岛。

老队长紧绷着脸下命令:如果潮水涨上土墩,什么东西也不要拿,抱住大驮不松手,或许还有一条生路!一种即将别离人世的悲哀笼罩了整个滩头,姑娘们的哭声淹没在呼啸的风雨声中。所幸的是, 潮水开始慢慢地消退,我们终于躲过一次劫难。

后来,随着胶轮车、拖拉机的添置,大驮被肢解他用了。不过,我却一直怀念大驮,觉得它是历史的见证,博物馆里应当有它的一席之地。在盐城市新建成的海盐博物馆里,我看到了一辆四分之一缩小版的大驮。

至于农民个人的出行,基本上是靠两条腿,人们戏称为“11”号。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,一是买不起,二是要凭“计划”。我们队以前的经济基础较好,工分值高于其他队,四分之一的人家有自行车,在当时是挺不错的。如果出远门办事,就相互借用一下。

1969年底,我被生产队派上廖家沟水利工地,一个月后回到知青组已是1970年元旦后了。我看到一位高中好友徐同学寄来的信,信中说他要结婚了,邀我去吃喜酒。信早就到了,可我人在工地上,一算日期,当天就是他的吉日。我急不可耐,赶紧向邻居、贫协组长老丁家借了一辆自行车,就向60里外的徐同学家赶去。

自行车又旧又破,一只脚踏脱落,只剩一根光轴,蹬车时脚下常打滑,竟把我的裤脚拉开好大一条缝,狼狈不堪。赶到目的地,我先到另外一位孟同学家,请他的母亲帮我把裤脚缝上,然后到徐同学家贺喜。新郎迎亲尚未到家,及至回来老友重逢热情相拥。当晚的婚宴安排我陪新郎,两人大块吃肉,大口喝酒,不亦乐乎。

当年年底分红,扣除口粮等开支,我得到二百多元,赶紧让我大哥在城里找关系,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

      
怀旧,好像是“陈芝麻烂谷子”,其实当中的酸甜苦辣,非今人所能体验。现实的东西,大家可以感受得到,而过去了的事却是今人少有知详的。“怀旧”是一面镜子,让人们看到过去,再对照现今,不是可以悟出一点什么吗?有句老话叫“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”,不知现在还能说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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